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查看: 279|回复: 1

[文学] 秋瑾与王廷钧的恩怨情缘

[复制链接]

222

主题

4178

帖子

1万

积分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积分
10434

宣传达人

发表于 2017-7-11 18:58: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职工家园。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秋瑾与王廷钧的恩怨情缘
张作奇


秋瑾是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被誉为“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秋瑾1895年随父移居湘潭,次年5月17日,与王廷钧成婚,生育一儿一女。在此居住8年后,于1903年随夫赴京定居。1907年7月15日,因组织光复军起义事泄而英勇就义。秋瑾与王廷钧的结合,既是一场爱情悲喜剧,充满恩怨情缘,也是促使秋瑾走向新生活,激发革命热情的巨大动力。
一、初嫁情:千里姻缘一线牵
浙江绍兴与湖南湘潭虽然相距千里之遥,但在19世纪末期的一根红线,把两地一对新人连在一起,婚姻中的女主角是祖籍浙江绍兴的秋瑾,男主角是湖南湘潭湘乡(今属双峰县)荷叶镇神冲村的王廷钧。秋瑾初嫁了,男女双方,才貌双全。在她的婆家故地,人们至今仍然传颂着秋王的不同寻常的婚姻故事。
1.情窦初开,甜蜜步入婚姻殿堂。据《秋瑾传》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瑾父秋寿南随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湘候补,秋瑾随父入湘。秋寿南先被签发到常德县厘金局。次年,又由常德调任湘乡、湘潭厘金局总办,秋瑾便与自己的哥嫂妹妹随着父亲、生母、庶母一起来到湘潭。在湘潭,她的生活属于当地的上流,因此她的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证明此点的是她当时的诗作,如在《踏青纪事四章》中写到:
             一
女邻寄到踏青书,来日晴明定不虚。
妆物隔宵齐打点,凤头鞋子绣罗襦。
             二
曲径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
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
又如《红莲》:
洛妃乘醉下瑶台,手把红衣次第裁。
应是绛云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开。
仙人游戏曾栽火,处士豪情欲忆梅。
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在这里,秋瑾遇到了父亲刚交往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号觙庵,又号伋安,别署中国之旧民。秋瑾从其学习诗词、书法,称其为“伋师”,把他看成父辈,二人多有唱和。秋瑾有《赠曾筱石夫妇并呈觙师》四首,其一曰:
一代雕虫出谢家,天教宋玉住章华。
秋风卷尽湖云满,桂籁流馨开细花。
曾筱石即曾广铨(1871-1940),字靖彝,号敬怡,别署筱石,曾广钧堂弟。曾筱石也喜吟咏,著有《筱吟斋诗集》四卷。曾广钧思想极其开明,性格放荡不羁,一反勤谨守朴祖训,对秋瑾后期诗作一扫早年闺秀印痕,进而奇警雄健的风格形成影响极深。辛亥革命后,曾广钧弃职归田,途经湘潭秋瑾故宅,当即赋诗数首,凭吊女弟子。也正是由于有这层师徒关系,由曾广钧与李润生作媒,秋寿南做主,将秋瑾许婚配给王黻臣的三儿子王廷钧。王黻臣(1853-1908),字虎臣(又字大兴),绰号王二胖子。原籍湘乡(今属双锋县)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人。后经商致富,迁居湘潭。王黻臣有三子:长子子价(1871-1944),字廷钺;次子子麒(1873-1897);三子子芳(1877-1909),字廷钧,当时尚未婚配。据记载:王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也”。幼承家训,“读书善悟,书法秀丽”,为求取功名,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并两次参试,但皆落榜。以后便放弃了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王廷钧虽然科举失利,但无疑他是读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也称得上是知书达理,腹有诗书之人,绝非蛮横无理,胡作非为的浪荡子弟。加之又是幼子,深受家人长辈的呵护,人也长的秀气,文质彬彬,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秋瑾为官宦千金,端庄秀美,有才女之谓。两人门当户对,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规中矩,符合常伦与社会习俗。1896年5月17日(四月初五),秋瑾与王廷钧在湘潭十八总顺泰栈举行了婚礼。这一年,秋瑾21岁,大新郎两岁。王黻臣给儿媳秋瑾的结婚礼物是湘潭城里的一间当铺,这在当时的湘潭引起轰动。
2.燕尔新婚,面向亲人吟诵新诗。王家是湘潭著名的富户,拥有良田万亩,并设有四处当铺,有“百万富翁”之称。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中说:“王氏先世以商业起家,富甲一郡。”这是实情。王家住在湘潭十八总,这是一处五开间五进的铺面和住宅,连同厢房,有房百余间,十分宽敞。他们的婚房就在大厅右边的厢房中。婚后,王廷钧一边经营当铺,一边延师课读;秋瑾则琴诗书画、练拳习武,夫妻切磋学艺,琴瑟和谐。王家以迎娶秋瑾为荣,子芳也以妻子能诗文为傲。婚后次年,伴着儿子沅德的诞生,事宗庙继后事的功能得以彰显。王廷钧自知是平庸之辈,但也能从善如流。当他听到别人盛赞秋瑾的诗名,便高兴得满面红光,及时向秋瑾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他深感时代骤变,不甘落伍,也曾学习洋文,但与秋瑾的鲲鹏志向相较,他的努力犹如攀缘的壁虎,总是赶不上她的步履。
据湘潭诗人田翠竹的研究,秋瑾婚后不但与湘潭城内的知名人士酬唱和题咏,如其诗作《题松鹤图李翰平屏生王父之小影》,还曾主动以诗晋渴当地名流,如其诗《上陈先生梅生索书室联》①等。据徐珂《清稗类钞》云: “(秋瑾)尝以煮硾笺索陈梅生太史书直条,媵以一绝云:‘殷雷久耳右军名,问字无由到讲庭。愿乞一行辉素壁,闺中曾读换鹅经。'”这首诗中,虽然用了“欲乞”这样的字眼,并且把陈梅生比作王右军一样高明的书法大家,但是不仅没有显示出作者有丝毫的自卑之感,反而显示了作者磊落、坦荡、不同于俗的胸襟。那时的秋瑾,一定是带着世家小姐的自信和荣耀,去交往这些居住在湘潭地方上之名流的。在此期间,秋瑾相夫教子、读书娱乐,并留下不少诗篇,如《踏青纪事》《红莲》《白莲》《秋日感别》等。《秋日感别》诗曰:
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秋里送离舟。
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处流。
秋瑾与夫君大多时间住在湘潭,也经常回老家湘乡荷叶神冲。婚后不久,秋瑾与王廷钧各乘双人轿回到老家神冲。听说王家娶了个了不起的媳妇,能诗善文,又会骑马舞剑,十里八村的乡亲赶来观看新娘子风采。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秋谨亦切齿痛恨,她向来道喜的亲友悲愤地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当众朗诵了她对国事民生担忧的诗篇《杞人忧》:
幽燕烽火几时休,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
诗中引用了“漆室”典故。据汉刘向《列女传·鲁漆室女》载,鲁穆公时,君老太子年少,国事甚危。有漆室少女深以为忧,因倚柱而悲歌,感动旁人。漆室为春秋时鲁国邑名。此句以漆室女自喻,虽满腹忧国悲愤,却无可奈何。秋瑾忧民忧国之心,受到父老乡亲的称赞。
3.妇唱夫随,家有大事妻作主张。婚后,家中大事小事都由秋瑾张罗,这不仅是因为她要年长王廷钧二岁,当家理事早,而且能干,又有主见。1901年11月秋父寿南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秋瑾为这个大家庭作出了两个规划。第一个是秋王两家合开“和济钱庄”。1902年初,秋瑾以“孑身远嫔,不欲暌违亲属”,令誉章未带领家人回绍兴故乡,而是由父亲原来任所的桂阳来到秋瑾所住湘潭定居。据秋宗章之回忆称:当时秋瑾“斥私蓄数千金,又商于兄出资如之,合设和济钱肆”秋瑾说服丈夫王廷钧从夫家分得“万金”,又将此钱与誉章在城内十三总合伙开办“和济钱庄”。起初生意尚好,略有盈余。钱庄聘任的经理为陈玉萱,此人貌似恭谨,其实生性狡诈,他欺秋誉章不懂经营生意,而秋瑾又处深闺,不便亲自稽察。陈某于是欺上瞒下,肆意侵吞。次年岁末,母金全部用光,只好宣布清理。这时外人欠钱庄的钱无法追还,但钱庄欠客户的钱必须还清。陈某还丧尽天良,又伙同手下人作弊,将已经兑换的钱票(当时湘潭各钱庄都发钱票,每张计值制钱一串)自后门拿出,遣其爪牙扮作贩夫,再到前门入肆兑换。誉章最终靠典卖家产,“罗掘所有,得数百金”,不得不于1903年夏天扶父亲灵榇回绍兴祖父所置“和畅堂”定居。
第二个规划,秋瑾让丈夫王廷钧“赈款议叙工部主事”。此事被张翎六在《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中记录。张翎六,湘潭人,当年在北京与秋瑾夫妇熟交后来成为亲家即王沅德之岳父。文中称:王廷钧“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以报效秦晋,赈款议叙工部主事”。是说王廷钧为满足秋瑾之要求,通过捐纳而得到工部主事之官。捐纳之资自然出自王氏之家。
通过以上两事可看出,不但当秋父寿南去世后其兄秋誉章完全听从秋瑾的主张,如劝全家定居湘潭,又劝兄长拿出父亲遗留的资产与自己合开钱肆。而且在自己的小家庭中,丈夫王廷钧亦完全服从她的主张,如劝丈夫从夫家分出“万金”与兄长合开钱肆,又要求丈夫赴北京捐纳为官等等。秋瑾在致兄誉章函中所说:“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②
4.美满姻缘,“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服部繁子是秋瑾在北京住居期间结识的日本籍好友,其夫服部宇之吉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师。服部繁子写到秋瑾丈夫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年轻,白脸皮,“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而且很腼腼腆腆的。繁子对秋瑾说:“在你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她还写到,王子芳专门去拜访过她,请求她答应带秋瑾到日本去留学。当繁子告知“秋瑾的思想去美国也许更合适”,继续劝告秋瑾赴美留学时,王廷钧对繁子说:
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的话,我不知她将如何苦我呢。尽管家里有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之后再回来也好,任她去吧。要是留学,在东京我还有三四位朋友,可以托他们照顾,不会给夫人增添麻烦。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与其让她跟别人去,不如拜托给夫人更使我放心。③
关于秋瑾和她丈夫的关系,服部繁子也有记述,是根据秋瑾对服部繁子所说,和我们一般想象以及通过其他资料所了解到的也不一样。秋瑾谈到她的家庭状况时,竟然用了“我的家庭太和睦了”的表达,她说:
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不满足,甚至还厌倦。我希望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那样我才能有坚强的决心与男人抗争。
1904年6月22日,秋瑾与服部繁子一行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天津,王带着四岁的女儿送行:“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让人痛心。可他还像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火车启动,秋瑾转身落泪,惜别之情与常人夫妻无异。总之,秋王婚姻总体正常,虽有矛盾,但未激化,实为公共视野中的美满姻缘。
二、怨恨情:恨铁不成钢
自父亲秋寿南去世之后,秋瑾就一直在努力改变秋家大家庭的状况。她不满意绍兴秋家经济的衰落,不满意秋家在官场上后继无人,不满意秋家读书仕宦的传统以及秋家数代的荣光在她这一代人身上断绝,更不满意丈夫非科举出身而仅为捐纳来的小官员,等等。所有这些不满,最后统统集中在丈夫王廷钧身上,并得以发泄:真是烂泥巴糊不上墙,恨铁不成钢。
1.生为女身,自幼立下男儿志向。秋瑾天资聪慧,记忆力极强,10岁时熟读《四书》《五经》,11岁便学会写诗填词。她还常常捧着杜甫、辛弃疾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她祖父秋嘉禾看着孙女这样聪明,叹道“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子,如果是男孩,考起来不怕不中。”祖父的这句无意之言,她却牢记在心。秋瑾只恨生为女身,由此立下男儿志向。她读书通大义,特别爱看剑侠传。性格酷似男儿,十分向往求教武艺高强的人。在湘潭,原本就有武功底子的秋瑾拜师学习巫家拳,并很快就掌握了11套拳术和棍、单刀等器械的套路。巫家拳的名师十分重视武德,告诫门徒尚武不尚力,提出“狂妄之徒不教,轻浮之徒不教,忘恩负义之徒不教”的戒律。秋瑾练就一身好武艺,为以后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练就了强壮的体魄。
这位女才子,天性倔强,绝不肯屈服于男人之下,她对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十分反感。她读小说《芝龛记》,对女英雄秦良玉,沈云英备极推崇。少女时代曾写有《题〈芝龛记〉》,其一云: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到北京后,秋瑾的男儿志向更加强烈。繁子回忆秋瑾所说的话“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 ,“要让男人屈服”,“一定要胜过男人”等等。作为一位世家小姐,无论从外貌还是心理上都要成为男人,当问起“女扮男装又穿西服”的形象及其家庭时,她回答:
在中国是男强女弱,女子受压迫。无论如何,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我要让男人屈服。……我不甘心无所事事地活着,我一定要胜过男人。④
秋瑾是一个“伉爽若须眉”⑤的女子。从秋瑾更字竞雄,号鉴湖女侠,就可以看出秋瑾“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⑥。她的志向是要作出一番男人也做不出的事业来。
2.琴瑟失谐,拗不过的“七年之痒”。王廷钧自幼娇生惯养,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加之比秋瑾小二岁,结婚之初还是个懵懂少年。据湘潭人张翎六写王廷钧“体清腆,面哲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又说其:
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摹碑帖而书法秀丽。志远大急于仕进,两应童子试,一赴乡闹不与选,遂弃帖括⑦。
可知王廷钧对科举攻读缺乏耐性和毅力,亦无其他天分,才疏学浅,难于唱和共语,更无法满足秋瑾的角色期待,故这桩深为外界看好的姻缘,实则潜伏着极不和谐的音符。但凡婚后也会因爱情或婚姻生活的平淡规律,感到无聊乏味,要经历一次危机的考验。这就是所谓的婚姻“七年之痒”。自1896结婚到1903年定居北京的七年中,秋王也不例外发生过冲突。据记述,起因是某天王廷钧让秋瑾在家中做饭,说要招待客人,结果自己被朋友叫去喝花酒没回来。秋瑾愤而着男装到戏院看戏,王认为辱没家门,并动手施以家暴,秋离家住进客栈,后来通过朋友的调解,最终又回到家中。实际上,在秋瑾的家庭生活中的确发生过家庭冲突甚至王廷钧动手打人的情况。当然,肯定是打架打得很少,要不然怎么会一怒之下出走了呢!为什么会有冲突?他们婚姻基础不牢固、 经济地位的悬殊、文化层次的差别,都是原因。一首《谢道韫》能够看得出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
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此诗一开始就描写谢道韫如何才思敏捷,后两句则暗含了一个“天壤王郎”的典故: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这桩婚姻门当户对,似乎不错。但谢道韫出嫁后,非常瞧不起王凝之,回娘家以后心情不快。而秋瑾写咏古诗,自然不仅仅是为古人打抱不平,实际上是曲折地表现了她自己对婚姻的不满。所谓“天壤王郎”,这里指的就是丈夫王廷钧。
夫妻之间既没有伉俪相得的琴瑟之和,俩人雌雄错位,于秋是痛苦的,于王是无奈的。王对秋迁就中有依顺,忍耐中有关爱,但因成长背景、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的迥异,王始终未能走进秋瑾的内心,更难赢得秋瑾的尊重和信任,故秋王的悲剧是双向的,痛苦也是双方共有的体验。
3.秋家没落,东山再起回天乏术。秋家虽未出过青史留名之高官显宦,但自其父以上四代均为举人出身,祖辈多人曾出任过知县、知州和同知等职,属于科举时代相当成功的家族案例,在当时的社会确为凤毛麟角。可以想像作为如此的世家小姐,秋瑾将多么重视这种荣耀。而秋瑾父亲秋寿南一辈,除寿南为举人出身外,未见有其兄弟或堂兄弟有科举成功的记载。秋瑾两位亲叔叔福南和庆南,主要依靠祖父秋嘉禾之遗产生活。秋瑾致兄誉章函内多次提及两位叔叔以及秋宗章《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补遗》中提及的两位叔叔,似亦非科举出身而做官者,二人没有好的职业和社会身份便可想而知。到秋瑾这一代兄妹四人,即兄秋誉章(1873-1909)、秋瑾(1875-1907)、妹妹秋珵(1879-1943)、同父异母弟弟秋宗章(1896-1955)。只能指望兄弟二人,兄秋誉章未能入仕,直到1905年前后才通过二妹秋珵丈夫王守廉(字尧阶) 的叔父帮助谋得北京西城路工局某职⑧。弟弟秋宗章其时年纪尚小。
秋家不断走向没落,如能东山再起,即使父亲寿南早逝,只要长兄秋誉章能够由科举正途出身步入官场,或丈夫王廷钧能由科举正途出身步入官场,不仅秋家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能得到维持,就是秋嘉禾一门子孙的职业和前途也能够得其照应。可惜长兄秋誉章和丈夫王廷钧的状况都非如此。秋瑾对誉章没有科举功名是不满的。虽未见到公开表达,但如果仔细阅读其遗存文字,这种不满是能够品味出来的。秋瑾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有在1905年4月至12月末致兄誉章的十一封函件,这些信件比比皆是她对兄长之职业和前途、对绍兴山阴秋家大家庭中侄子、侄女们的担忧和烦恼,甚至焦虑,她曾想为所有人一一作出妥当的安排。她竭力想重振绍兴秋家。
她痛责丈夫、痛悔婚姻的出发点,亦是丈夫和婚姻不能为其振兴秋家提供帮助。如她在致兄第四函中写到:
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
第五函又谓“……但此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⑨每函文字都浸透了对誉章及秋家子侄职业和前途的忧虑和安排,这之中一定饱含了秋瑾对当年提议与誉章合开“和济钱肆”一事的深深内疚。秋家的过去和现状,令秋瑾背负有重大的责任和包袱。
4.赴日留学,尝试担起家族责任。1903年秋瑾随夫到北京后,即借居宣武门外绳匠胡同的吴宅⑩,即吴芝瑛家。当时,吴的丈夫廉泉任官户部郎中,而吴芝瑛则为社会知名的才女名媛。通过吴芝瑛的介绍,秋瑾主动积极地展开社交活动,为自己寻求机会,力图结交社会上层、名流以及新知识界人物。她在北京活跃社交的同时,其着装、行动也发生变化,她不仅女扮男装,而且行动亦如男子。她主动活跃的社交、女扮男装等等,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绝非突然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动因,即秋瑾在父亲去世后为改变秋家现状而寻找各种机会,这个想法早已深藏在秋瑾内心。敏感的秋瑾,已经察觉北京的社会和时代风气能够为她提供机会。一旦结识了服部繁子,她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并视此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改变秋家大家庭现状的最佳契机。
作为世家小姐的秋瑾,对大家庭抱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如果秋家大家庭继续拥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地位,秋瑾对丈夫的期许或许不会那么强烈。但事实上秋家大家庭已经丧失了那一切,而这其中还包含她自己的过错而酿成钱肆的破产和倒闭。秋瑾曾将对秋家的责任全部寄托于婚姻,一旦醒悟丈夫不能够承担起秋家的责任,便选择东渡日本留学,去尝试由她这个“女丈夫”来担起秋家的责任11。1904年6月,秋瑾东渡日本留学。7月3日抵达东京,8月入读东京实践女学校为非正式注册生,11月便退学。1905年3月下旬秋瑾从日本归国,7月23日再次东渡,8月5日在东京实践女学校正式注册。
  三、“决裂”情:原来是“掩人耳目”
留日后的秋瑾与王子芳,无论所思所想还是行为做派,相差已有天壤之别。秋瑾趋向革命,可谓英雄气长,儿女情短,立志拯世济民,青史留名。而且为了革命,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最放不下的是她的家庭。她要想方设法保护家庭,而保护家庭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矛盾,离婚,断绝来往,全面“决裂”。
1.痛斥子芳,究由留学费用短缺。秋瑾东渡留学前,与丈夫关系还算和谐,王廷钧也未有大的过错。而秋瑾留学日本后在致兄函内,却有大量责骂丈夫和夫家及痛悔婚姻的内容。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责骂、不满以及对婚姻的痛悔,事实上是由其不提供留学费用所致。秋瑾夫妇从夫家析分来的及父亲留给誉章等家人的资产,全部因秋瑾提议办“和济钱肆”及其倒闭,而丧失殆尽。秋瑾本人及娘家不再可能为其东渡留学提供经费,夫家亦不可能提供更多费用。因此,秋瑾是靠自己的嫁妆和朋友的资助去留学的,没有得到王子芳的支持,经济方面的冲突就很大。据陶在东忆: 秋瑾“夫家不允供学费,女士愤。斥卖其妆奁,所获有限,吾暂为措数百金。” 秋瑾北京时期的好友吴芝瑛亦忆,秋瑾留学前“脱簪珥为学费”,又称其“脱簪珥谋学费,窘迫万状”12。依靠出卖首饰和衣物筹措,或者由友人借措,秋瑾留学的费用自然一开始就不可能充裕,加之秋瑾的侠气和 “挥金如土”的性格13,更令其留学费用数度出现危机。据陶在东忆:秋瑾在东渡前将好不容易由出卖首饰和衣物筹措以及友人借措之留学费用,赠给了被关押在北京监狱中的维新党人王照。说秋瑾“倾囊中所有赠之,其仗义疏财如此,吾曹再度赆之而后成行”。又据章士钊回忆华兴会在东京留学生中发起为党人万福华在上海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而入狱案募捐事,令“革命阵营中之中外同志,交相震动,尽可能设法善后,秋瑾即为此中捐款出力最显著之一人”。据以后认识秋瑾的陈志群称: 当时秋瑾“囊中仅四十元耳,竟尽数捐之。”14将“四十元”一笔较大的款项捐出后,秋瑾入读实践女学校的费用更加告急。因此,秋瑾留学日本后手中的经费不宽裕,总是缺钱,从她致兄各函文字中都能感受到经济匮乏及由此引发的烦恼和焦虑。
秋瑾于1905年6月19日致兄函中,主要是向誉章数落丈夫之过,函内开始出现痛骂的言辞: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纂(篡)取,……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15
   痛骂原因似乎是王廷钧未将秋瑾之“珠帽及珠花”及一笔银元交还。从以后秋瑾致兄数函相似内容分析,“珠帽及珠花”似是秋瑾留存在湘潭夫家的陪嫁物。誉章误以为秋瑾回国后将先回湖南,乃将银元一百寄到湘潭王家,当时王廷钧似在湘潭。函内“二妹”指秋珵,秋瑾要秋珵到王廷钧处讨回誉章误寄之一百银元。秋瑾在致兄函内第一次提到要与丈夫离婚,所谓“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又第一次在与丈夫关系上提到“死”,即“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
1905年9月12日致兄函中曾说,如果夫家并非富有,她可以在外借钱,但是夫家之富名被外界所共知,令她借钱困难。所谓: “因无彼家之富名,妹于筹款之事,尚可藉他人帮助;旁人闻彼富有,反疑妹为装穷,故无一援手者。”夫家既不允提供留学费用,夫家之富名且又造成其在外借贷之困难。因此,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怨恨、不满及对婚姻的痛悔,随着留学经费匮乏的加剧而愈来愈深。
秋瑾与丈夫关系之症结,仅在所谓“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全在于王廷钧未提供留学费用。娘家则更加无能为力。据陶成章回忆,最终秋瑾是在绍兴“求给于母。母固深爱其女,然家徒拥虚名,实不中资,为勉筹数百金付之”。娘家、夫家均无法依靠,秋瑾深感孤立,加上“闻(王廷钧)早娶妇矣”的传言,遂将所有不快发泄于丈夫王廷钧。
2.“闺人负戈”,民主思想业已形成。秋瑾性格豪爽,富有侠女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湖湘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革命热点的湖南群雄和湖南人敢作敢为的思潮的影响,湖南的辣椒熏陶了温柔细致浙东女子新的个性。在湘潭居住时期,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二件大事给她思想造成极大触动。当时,也是湖南新学和变法思潮最活跃的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志同道合,大力推行新政。湖南一省新学盛行,学会林立,新报杂志(著名的有《湘报》、《湘学报》)相继出现,开办了时务学堂、校经学堂、武备学堂、明达学堂、算艺学堂、致用学堂、南学会、任学会、群萌学会、致用学会,还成立了“不缠足会”,当时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秋瑾此时虽是静处深闺,不能对外交际,但湖南这股新思潮的强劲东风肯定也吹入了她的心扉,对她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身居湘潭的秋瑾关心国事的爱国热忱洋溢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担忧。秋瑾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感事》中写道: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16
“闺人欲负戈”,表达了诗人欲身披战袍,驰骋疆场,征战杀敌的想法。这一时期秋瑾的诗词表现的是忧国忧民的情绪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秋瑾在留学日本期间广交革命志士,结识了孙中山、陶成章、徐锡麟、陈天华、宋教仁、周树人、何香凝、冯自由等,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与这些革命友人的密谈、会面和共同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加速了秋瑾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3.立志革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据记载,秋瑾在日本与孙中山见过两次面。在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后,秋瑾就立即被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所折服。秋瑾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使秋瑾正式从一个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留学青年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秋瑾把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奉为自己的信仰。为了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曾写信给湖南的好友王时泽:
吾自庚子(1900)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为革命而流血者,自唐才常之后男子中并不乏人,若史坚如、吴樾诸君子;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17
在秋瑾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中,看到了大批男界革命志士为革命纷纷赴死的场景,深受影响。有唐才常、沈草、吴樾、史坚如、陈天华、姚宏业等人,特别是马福益、刘道一两个湘潭老乡慷慨就义。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准备炸死载泽等出洋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壮志未酬不幸牺牲,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了轻伤。秋瑾听到吴樾牺牲的消息后,心中万分悲痛。漫漫长夜,她悲愤地彻夜不能眠,奋笔疾书《吊吴烈士樾》:
昆仑一脉传骄子,二百余年汉声死。
皖中志士名吴褪,百炼钢肠如火热。
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
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陈天华的蹈海自杀和留下的绝笔书也给秋瑾造成极大触动。革命志士的鲜血、为国家民族利益义无返顾的牺牲精神号召着秋瑾为国捐躯。
秋瑾成长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具有典型的湖南人性格特征刚正质直、勇猛强悍、莱鹜不驯、好胜尚气等。这也是造成秋瑾最终选择毅然赴死的人格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尽到女国民的责任,秋瑾决心赴汤蹈火,以自己青春的热血唤醒沉睡的灵魂。
4.全面“决裂”,原为避免株连家族。一方面立志报国,一方面想方设法要保护家庭。除痛斥责骂、升级矛盾以外,就是尽快与王廷钧离婚。而早在1905年9月写给秋誉章的信中就想要与子芳“谈判离婚”之后,又于1906年8月 14日致兄第四函、1906年9月12日第五函、1906年10月6日第六函中共四次提出“决裂”。特别是第六函中写到:
而二妹所言子芳有函达绍者,此乃为彼宅所欺耳,岂有数月而绍中未接其函,此语之假可知也。然此事有所藉口,当与王宅决裂行之。妹一人岂随(遂)不能谋一衣食者乎?18
秋瑾数度表示要与其“决裂”“断绝往来”,亦数度表示如果与丈夫关系不能按照自己愿望解决,“则死之而已。”而王廷钧坚决不同意离婚。离婚不成,秋瑾就尽量避谈丈夫。从给她哥哥的信可以发现,有“则遗书断绝往来,此后王宅不得云有秋氏之女为媳事,吾哥以为何如?”又曰“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她要求坚决不让王家姓氏加在她的名字之上——因为过去的女性都是夫姓冠在娘家的姓上。还嘱咐他人说,如果有人问到她丈夫,就说他已经死了。
为筹措革命经费和安顿孩子,秋瑾于1907年初回到湘乡荷叶王家。据载,秋瑾回家后“向其家父索取银二千两办大通学校,回故里神冲与家人诀别,并声明脱离骨肉关系”。秋瑾的“休家”之举在湘乡荷叶神冲闭塞的山乡引起了极大风波,邻里乡亲,莫不骇然。自古以来只有休妻之说,岂有休夫休家之理,莫非此女精神不正常?湘乡人谭日峰在1935年出版的《秋瑾先烈传》中写道:“向王廷均索银二千两。曾一度回神冲故里,和家人诀别,声言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莫不骇怪,认为疯癫,而加以唾骂,实则女士昭饰翁姑,对待丈夫、儿女感情极好。自立志革命以后,恐株连家族,故有脱离家庭之举,藉以掩人耳目,这样一位智勇兼备的女子,历史上找到几个呢?”19
四、不了情:但愿生死相依
晚清国难当头,易生慷慨悲壮之士,侠风激荡为一时代特征。杰出之士,无论男女,均倾慕英雄,向往青史留名,于是舍生取义,屡现惊世骇俗之举。秋瑾之道义在肩责无旁贷之精神品格,流芳百世,值得敬仰,但湘潭王家以牺牲小家的幸福为代价,为国成就了一位“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的巾帼英雄,也应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1.哀伤过度,子芳演绎梁祝故事。秋瑾赴日留学后,王廷钧便辞去了京官,回到老家一直鳏居,带着两个孩子过着隐居生活。1907年7月15日,因组织光复军起义事泄秋瑾血染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后的第三年,即宣统元年(1909),王廷钧因“遭大故,奉汤药数月,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巳山亥向。”说来也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产生于晋朝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王廷钧因爱妻秋瑾就义,思念过度,悲痛欲绝,不幸早逝,演绎了梁祝爱情故事。王廷钧葬湘潭县三都四甲叶子塘王氏祖山上,位于昭山附近。办完丧事后,王氏家族就按照王廷钧的遗嘱,在秋瑾生前好友王时泽、唐群英等人的支持下,以年仅13岁的秋王之子王沅德的名义,带了两个佣人来到绍兴秋家,提出要把秋瑾的灵柩迎回湖南湘潭,拟与王廷钧合葬。
2.扶榇回潭,王家举行亡灵超度。1909年七八月间,秋兄誉章突然在天津病亡。秋家连遭变故,家运艰危,门衰祚薄,凄惶可知。王沅德一行只好在越中盘桓月余,到1909年9月中旬才扶榇起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1月,秋瑾灵柩运到了湘潭昭山附近。但是,其柩一直未葬,停厝在昭山石坝子荒郊野外,只是在灵柩上结个茅亭,借避风雨。
关于秋瑾停厝昭山,当时及以后均有一些文献记载。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记载:
当时姊婿子芳,久已下世,佳城既卜,乃于宣统元年农历八月,遣两佣人,将奉榇还湘合葬。九月中旬,始遣之行。
湖南籍同盟会员、秋瑾在日本时的朋友王时泽《回忆秋瑾》云:
翌年(1908),清御史常徽奏清平毁秋墓……(后)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
秋瑾侄孙秋沄《秋案史料拾零》(1963年4月)云:
她的哥哥秋莱子此时正在天津避难,得到了消息后,就偷偷南返,设法将灵柩运到湖南其夫家,湘潭十八总王宅。到了湘潭以后,她的婆婆矢口拒绝,不肯承认这不孝之妇,更不配在王氏祖坟同葬,只许暂时厝在王家的义冢地里,上复茅亭,此时已值宣统二年。20
为什么不把秋瑾与王廷钧合葬,有人猜测应与秋瑾婆母屈氏的担心和顾虑不无关系。其实,这样做是与湘潭风俗习惯有关,即死在外地之人需在祖山附近停厝三年才可下葬。总之,能派人去山阴移榇,也说明王家还是认秋瑾这个媳妇的,他们是在尽一种传统道义上的责任,王家是善良的、宽容的。
1912年7月间,王家还为秋瑾举行亡灵超度,并在王廷钧墓旁筑秋瑾衣冠冢。邹觉明在《秋瑾烈士与湘潭》中作了详细记载:
佳城方位,针定巽山乾向。……坟场墓地,均遵旧制,竖立祁阳白色墓碑,上刻显妣王母秋老太君之墓,下浣刊有孝男王沅德奉祀等字样,坟址地名叶子塘。……与笔者蜗居,相距咫尺。21
湘潭人民对秋瑾烈士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烈士蒙难5周年之际,许多湘潭人集会悼念秋瑾烈士。并在大会主席台两边写下挽联(由同盟会会员成邦杰作):
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
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3.湘浙争灵,鉴湖女侠魂归西泠。1912 年1月1日民国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在各地建立烈士祠,以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各地一时间出现了建立忠烈祠以表彰辛亥革命烈士的热潮22。 当年1月9日,浙江有人以“忠义之士赤心为国,万古如生,不可不留崇碑杰阁,以作永永纪念”为由,提请将“民国浙江诸烈士”设立专祠23,并恭迎徐锡麟、陈伯平、马子畦等烈士遗榇回籍24。作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的秋瑾自然成为浙江光复后烈士纪念中的重点人物。
1912年4月4日,同盟会会员徐自华召集秋社同仁,上书浙江省议会,提议“迎还秋瑾遗骸,还葬西湖”24。此请求得到了浙江省议会赞成,并划拨经费委托秋社直接办理此事。4月6日,浙江省民政司司长褚辅成致电湖南谭延闿都督,表明:“敝省议会议决恭迎鉴湖女侠秋瑾柩归葬西湖,并建专祠奉祀,即日派人到乡(湘)接洽,乞饬知湘潭十八总义元(源)当秋侠之子王元(沅)德为盼。 ”25
王沅德获悉浙省要求后,即上书湘督,提出不能勉从浙论的四条理由,认为“若骨尚留浙,则迁葬西湖,湘不得议。骨既归湘,则迁葬岳麓,浙不得争。”几天后,湖南复电:“秋侠灵柩将留湘上,并由其子委托秋彦璜君赉遗像、衫裙还浙,于西泠故址建筑衣冠冢。”浙江的提议遭到王氏家族的反对,只同意把秋瑾的衣衫、遗像还浙建衣冠冢。
在秋瑾灵柩仍留湖南抑或是还魂西泠这一问题上,浙省与湘潭展开了一场电报战。 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有人提出了关于秋瑾安葬之地的第三种方案,即吁请秋瑾迁葬岳麓山,为湘水楚山增色。此时,秋瑾灵柩开始从湘潭昭山迁移到了湖南长沙岳麓山。湖南妇女会及同盟会还呈准都督府拨长沙黄泥塅(今蔡锷中路黄泥街)陈湜住宅改建秋女祠,由王时泽主持其事。《民主报》当年7月22日作出《长沙建设秋祠》的报道。
秋瑾灵柩迁葬长沙岳麓山后,湘浙争灵,仍在继续。据1912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文《秋女侠归骨西湖》报道:
秋女侠遗骨,湘人争葬岳麓,浙人争葬西湖。迭经函电磋商,迄未解决。旋因浙江前民政司禇君辅成,禀呈谭都督,请将秋女侠忠榇归葬西湖。当经都督令行,秋侠之子王沅德遵照办理在案。现王屈氏呈覆都督,以秋女侠为氏孙沅德亲生之母,血统关系本属至亲,既已运柩回湘,安葬多年,忽而迁出远赴西泠,实有不忍,终日号泣不能解劝。……今以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家私有,已许秋社同人迁葬,深明公理,良堪嘉尚。仰即将秋烈士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云。
此时,徐自华忙与秋社社员陈去病商议“迎还秋瑾遗骸,还葬西湖”之事。陈去病是南社发起人之一,与湖南方面文化界人士比较熟悉,徐自华请他速去湖南,会同秋瑾妹秋珵再行交涉。陈去病到湘后,和秋珵一起多方游说,与秋瑾熟悉的一些同盟会员如王时泽等人也帮助劝说,王沅德终于同意将其母遗骸归葬西湖。
7月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作让步姿态,回复电报:
秋女烈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湖,极为允当。该氏因骨肉至亲,移葬家山,于情理亦属相合;今以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人,不敢一家私有,已许秋社同人迁葬,深明公理,良堪嘉尚。仰即将秋烈士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25
1912年9月29日,陈去病、秋珵和湖南特派的专员李经舆一起从湖南起程,护送秋瑾灵柩过洞庭,经汉口,搭招商局轮船沿江而下。10月24日,灵柩运抵上海港。次日,上海各界人士召开隆重追悼大会。下午1时,恭送秋瑾灵柩运杭。灵车途经枫泾、嘉善、嘉兴,10月27日中午,到杭州城站。时,军乐齐鸣,杭州各界人士代表列队恭迎致敬。迎灵队伍浩浩荡荡出钱塘门,抵达秋社已是下午3点多。
西湖秋社内高悬秋瑾大幅遗像,冥幡招展,挽轴高挂。显要位置有吴芝瑛撰写的挽联:
今夕何夕?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
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
下署“追挽革命流血烈士之灵,并告慰璿卿吾妹凌云一笑”。桐乡人张长的挽联也颇引人注目,挽联只有八个字,著字不多,包罗无限:
    六月六日,
    秋雨秋风。
秋瑾灵柩暂时存放在西湖秋社,等待择日安葬。不久,孙中山、黄兴、陈英士和各界知名人士相继前来西湖秋社,祭奠女侠英灵。1913年六月初六,在秋瑾就义6周年纪念日。其灵柩登穴入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
秋瑾与王廷钧,一个是挥笔舞剑心比男儿刚烈的女侠,一个是“凡夫俗子”、温顺平和的丈夫;一个是“恩宗轻富贵、为国作牺牲”、立忘献身革命的壮士,一个是安于仕途的男士;一个是欲冲出封建礼教束缚的叛逆,一个是爱家尽责依顺妻子的丈夫。他们的婚姻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并不缺少什么,但在他们之间却隐藏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潜藏着深深的婚姻危机。同床异梦、心各一方,命运注定他们难以斯守到头。
总之,秋瑾和王廷钧的婚姻由两情相悦到分道扬镳,有个人因素,但也有社会原因。他们的不幸婚姻,加速了秋瑾由家庭步入时代、社会的步伐,也加速了她看清男性以经济胁迫女性服从的本质,因此她主动解除家庭的枷锁,努力争取男女平等,实现了经济、人格等方面独立,最终为革命而喋血的大义获得了千秋不朽。
注释:
①李翰屏,名镇落,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1892)举人,官内阁中书,其祖父李韵园曾在湘军彭玉麟部下任盆道。父亲李兰次,曹官刊郑年中。陈梅生,名嘉言,湖南衡山人,光绪壬午年(1882)湖南乡试解元,十五年(1889)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历任京成道、江南道监察御史、工科掌印给事中、福建津州知府,擅书法,有诗名。秋瑾两首诗见《秋瑾集》第61、62页。
②在1904年4月至12月末致兄誉章的十一封函件,其中她在两封函件中均提到生后留名的事情。此为第四、五函。
③《回忆秋瑾女士》,原载《季刊东西交涉》第43页。
④即使再过三年,浙江绍兴的社会风气也不允许秋瑾以男子形象出现。如陶成章称1907年2月秋瑾长大通学堂后,“亦自着男子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士绅咸不悦瑾所为,群起而与之为难。瑾有众学生后援,与诸士绅力争,士绅虽不能敌,而其恨亦滋矣。”《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31页。
⑤《回忆秋瑾女士》,原载《《季刊东西交涉》》第41、42页
⑥秋宗章《六六私乘》,原载《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⑦秋瑾《满江红》,原载《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⑧秋瑾所有寄兄十一函,收信地址均为“北京宣武门内西四牌楼北帅胡同西路北西城路工局”。见《秋瑾集》第34页注释②。“西城路工局”,与“东城路工局”同属 1902 年下半年设立的北京内城工巡局。
⑨《秋瑾集》,第36、38页。
⑩秋瑾《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阅秋瑾留存所有书信,称“夫婿”惟此一句,应是王、秋关系较好时所言。
11.直至东渡留学前,秋瑾的婚姻并未破裂,她只是对丈夫的状况感到不满足。至于1905年下半年她对丈夫口出怨言,甚至责骂,表示轻蔑和痛恨,那是为另外的事情所至。易惠莉教授撰有《二十世纪初中下层官宦子弟的生态——秋瑾致兄参章十一函之解读》对此进行了述析。
12.《秋瑾遗闻》,吴芝瑛 《秋女士传》、《秋女士遗事》,载《秋瑾研究资料》第109,68、71页。
13.1906年秋瑾好友徐自华在 《秋女士历史》文中讲秋瑾的性格:“……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载《秋瑾研究资料》,第61-62页。
14.以上两则资料均转引自《秋瑾事迹系年》,载 《秋瑾事迹研究》,第37页。
    15.1905年春秋瑾归国后致兄第二函,即6月19日在绍兴寄函,主要是向誉章数落丈夫之过,函内开始出现痛骂的言辞。
16.秋瑾感事《秋瑾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0。
17.秋瑾《致王时泽》,载《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8.《秋瑾集》,第40—41、44页。
19.郭长海、秋经武《秋瑾研究史料》(文献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20.秋沄:《秋瑾灵柩坟墓遭难记》,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16页。稿后附有作者1963年4月11日致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函云:“我是秋沄,系秋瑾烈士的侄孙,这篇文字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家传而写成。还是在我祖母张淳芝在世的时候口传下来。它的内容有的与秋宗章著《六六私乘》不符,特别是……秋瑾烈士的遗体到了湖南后所受到的遭遇,更有很大出入,那是因为秋宗章的思想受有局限性所致。”
21.邹觉明《秋瑾烈士与湘潭》,载台北《湖南文献》第五卷第四期,1977年10月刊。
22.参见王楠、陈蕴茜:《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载《民国档案》2011 年第 3 期。
23.《列祀民国烈士案》,载《民立报》1912年1月9日,第8版。
24.《杭垣预备追悼三烈士》,载《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6版。
25.谭延闿:《复函一则》,载《秋瑾研究资料·文献集》(上),第 297 页。

你懂的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1

主题

142

帖子

366

积分

中级会员

Rank: 3Rank: 3

积分
366
发表于 2018-6-8 16:4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鉴湖女侠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